改革是浦东的命根子
文章来源:本站 发布时间:2014-1-30 8:33:09

2013年5月,沈晓明由副市长赴任浦东新区区委书记。此时,上海自贸区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而又低调地进行,并在4个月后挂牌。自贸区推动上海乃至全国,进入了新一轮的“以开放促改革”时期。而上海,也被定位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。坐拥28.78平方公里自贸区的浦东,则被定位为排头兵的排头兵、先行者的先行者。


改革知易行难,但终究要改。承担浦东改革推手重任的沈晓明,需要解答的问题很多,比如千头万绪中,首先改什么?千难万难中,如何提高推动改革的能力、本领?


在2013年的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,沈晓明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专访谈及医改时表示,上海医改不求一届政府能够做出大的政绩,但希望走的每一步,方向都是对的。


一年后,在2014年的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,沈晓明再度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,浦东搞的都是试验,不一定样样成功,浦东不一定能在一年内做出多大的文章,但一年必须要搞成几件事儿。浦东必须改革,因为改革对浦东来讲,生死攸关。


改革对浦东生死攸关


第一财经日报:去年以来,改革的声音在上海越来越强烈,尤其因为自贸区,浦东被定位为排头兵的排头兵、先行者的先行者,你怎么看待这种定位?


沈晓明:韩正书记有一个论断,上海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能前进的阶段。这样的论断是从上海的历史方位上做出的判断,我认为是一个十分精辟的论断。如果从浦东的角度看,我也有一句话,这句话想了很长时间,今天第一次讲,浦东到了不改革已经不能生存的阶段,如果说不改革对上海来说仅仅是不能发展的话,对浦东来说不是发展的问题,是生存的问题。用另外一句话讲,就是改革对浦东生死攸关。


为什么?浦东应改革而生,因改革而兴。浦东的一次创业靠改革,二次创业还是靠改革,如果没有改革,浦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,如果没有改革,浦东必将要退出历史舞台。当然,这不是说浦东就不存在了,而是说浦东开发开放作为我国和上海改革开放的旗帜作用,试验田的作用,示范、辐射和带动的作用就没有了。一言以蔽之,改革是浦东的命根子。这是我个人对浦东改革的认识。


改革要先革自己的命


日报:浦东需要改革,但浦东要怎样改革?


沈晓明:浦东改革有一个平台,就是综合配套改革。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区县名字的,只有浦东,而且每年都提到,今年浦东综改写得还更长一些。这不是因为市领导对浦东有特别的厚爱,而是因为浦东的综改不是浦东的工作,是国家的战略,是全市的工作。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,没有完成时,所以浦东综改一定会占据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当大的篇幅。


今年浦东的综改基本上格局已经定下来了,重点的内容有几大块:


首先就是精兵简政,简政放权。浦东下决心把区级机关的编制和人员削减15%下基层,把区级机关内设机构的数量削减15%给管委会和街镇。这个事儿我们浦东内部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动员,大家思想都已经统一了。不单领导层,机关干部思想也基本统一了。


还有简政放权,我们设置了“8+1”的审批平台,建立以生产力布局为中心的区域化、扁平化的行政审批体制。今后浦东的审批就两大块:和老百姓有关的,就到各个街镇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;和企业有关的,就到“8+1”的审批平台。今后除了必须要在区政府层面审批的,能下去的都要下去,区层面的审批事项大幅削减。


为什么把精兵简政、简政放权放在第一位呢?从改革方向说,改革就是要处理政府和市场、社会的关系,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,首先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。从改革的实践说,改革还是先从党政机关做起,先革自己的命,我们先革自己的命,大家才信服,才有带动和示范作用。你如果光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,人家会说为什么你自己不改,老是叫人家改。


全力以赴支持对接自贸区


日报:目前自贸区可以算是上海最大的机遇了。但是自贸区从原来综保区时期的市属区管,变成了市属市管,似乎关系比之前复杂了些?


沈晓明:经常有人问,自贸区和浦东是什么关系。我就讲,自贸区的全境在浦东,自贸区的开发主体绝大多数是浦东企业,自贸区的产出在浦东,也就是自贸区形成的财力和税收都在浦东。所以我认为自贸区是国家战略,但是对浦东二次创业是巨大的机会,浦东全力以赴,支持协助自贸区建设,当好自贸区建设的配角。


对接自贸区,提升浦东开放型经济水平和四个中心功能,也正是我们综改的另外一块重要内容。


具体来说,关于对接自贸区,2014年我们希望干这么几件事:


一是充分承接自贸区的辐射效应,尤其是制度辐射效应。辐射两方面,一方面是产业辐射,一方面是制度辐射,我更看重制度辐射。自贸区制度创新也有两类,一类是你本来就可以做,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限制性的规定说你自贸区外不能做,但是以前都没人做,只不过自贸区里先做了;另一类是确实需要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你才能做的。第一类的情况,完全可以在浦东先做,浦东可以成为继自贸区以后最早执行这些新体制、新政策的地区。


比如说负面清单管理方式,最大的意义在于透明,最大的挑战是事中事后的监管。以前是入口把好关,严格审批,但进入后就管得很少了。这有点像我们考大学一样,进去的时候要求很严格,但是进去以后学生就感到比较轻松。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后,清单以外的就不审批了,但是我们要监督它,让它合法合规地运作,这就要靠事中事后监管,这个我们从来没做过。


今年浦东就要试这个。


再比如先证后照、注册资本认缴制、年报公示制、放宽住所登记条件,这些都是推进工商登记制度便利化的改革,这些改革并没有讲自贸区外不能做,这些我们浦东今年要先做。


二是我们希望加强自贸区与金融、航运、贸易领域的联动创新。自贸区金融改革30条,使跨境资金池、国际投行和资产管理、保险和再保险将迎来非常大的发展机遇。沿海捎带、国际船舶登记、中转集拼等新业务的开展,将进一步提升国际枢纽功能。由于口岸监管便利化的深化,结算中心功能、融资租赁功能、国际维修检测功能将进一步强化。这些改革举措,对浦东“四个中心”核心区建设作用很大。


三是要探索卫生、教育、文化领域的扩大开放。现在自贸区总共是6大类23个领域的扩大开放措施,但是现在还有几个领域三个月来一个都没有试过。比如自贸区内可以办外资独资医院,但是自贸区内没有地方可以办医院,办出来也没人去看病,因为那里没有居民,所以在自贸区内没办法试。同样,教育培训机构、演艺机构等,浦东要主动把这些承接下来,用自贸区的政策,在浦东试验。自贸区的任务今年分给浦东的也很重。

破解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


日报:除了自贸区带来的新的产业机会之外,浦东现有的产业存量,将会如何加以改革?


沈晓明:我们今年综改的第三块内容,就是破解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,推动产业升级。


浦东的产业,用15~20年前的标准衡量,产业结构是好的,但是以现在的标准衡量未必都是先进的,所以一样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问题。产业升级存在各种各样的制度瓶颈,浦东希望破除这些瓶颈,为全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。

比如再制造,全球有1500亿美元的市场。所谓再制造,一个重要特征是产品质量和性能不低于新产品,有些还可以超过新产品。我去看了,比如一个破了的茶杯盖补了一块,和一个全新的茶杯盖一起做个试验,结果破掉的是没补过的地方,补过的地方毫发无损。有些再制造的产品质量和性能都超过新产品,但是成本节约50%,能耗节约60%,材料节约70%。举个例子来讲,汽车发动机用了15年~20年,但并不是整个发动机都报废了,只是易损的地方不能用了,只要把易损的地方换掉,再加上一些高科技的工艺,就是一个新的发动机。所以这个产业不仅是附加值高、技术含金量高,而且节能、环保、绿色。浦东希望搞这一类的东西。


现在国内再制造的产业还不普及,有两个原因:一是制度原因,汽车报废后五大总成(发动机、变速器、方向机、前后桥、车架)回收后必须要交给冶炼企业回炉,不能再利用。2年前因为再制造的兴起,国家有关部门开始搞调研,也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,意思是五大总成可以用于再制造,但到现在正式的文件还没有公布。虽然这个行业在国外蓬勃兴起,国外有些汽车品牌的发动机2/3来源于再制造,但是在我国,用再制造的发动机装配新车,还行不通。


浦东希望在再制造领域中,梳理一下到底有多少瓶颈,然后去突破,以此推动我国再制造行业的发展,浦东的改革就要干这些事儿。


再比如生物医药CMO(委托制造提供商),也就是生物医药合同生产,现在张江研发企业研发出来的国家一类新药,如果要在张江生产,就必须自己设厂,和汽车一样的,自己的厂才能生产自己的品牌。张江研发企业的研发力量很强,但是它会觉得我的特长就是研发,不善于建厂搞生产,委托别人生产又不允许,所以只好把研发成果卖掉,上海医药(行情,问诊)产业很多是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。这既会造成产能闲置,又不利于产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分工。现在我们引进了合同生产的模式,研发在上海,委托给别人生产,这是国外10年前新兴的模式,张江现在就在拱这个事儿。如果这个制度瓶颈突破了,对于生物医药的产业化是一个促进。


再比如集成电路的全产业链保税监管模式。集成电路很多材料是进口的,组装起来后又出去了,进进出出产生很多税收,如果这个过程能够在保税状态下进行,成本就低很多。


浦东就是要研究这些制度,提升产业升级。但是这些制度的突破本身不是为了浦东的产业升级,而是为了全国的产业升级,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得到一点发展先机,我们要做的就是先行先试,试不成功我们自己消化成本。


“三合一”要产生化学效应


日报:今年元旦开始,浦东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始运作,这也是你到浦东后推动的一件大事,接下来在“大部门”制改革方面还会有什么动作?


沈晓明:我们要做实市场监管新机制。去年我们搞了一个“三合一”的市场监管机制,把工商、质检、食药监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市场监管局,今年不仅要让合起来产生物理效应,也要产生化学效应,要做到“一门式、一窗口、一张网、一套表”,形成一个全过程监管的综合执法模式。


三个机关合起来是容易的,但真正要让他们干的事儿合起来是不容易的,今年要着力于此。


另外,我们今年还要推另外一个“三合一”,就是知识产权的“三合一”改革。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分成三块,版权在新闻出版局,商标在工商局,专利在知识产权局,其中只有工商的商标是有执法权的,其他两块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三块合起来,这个比前面的难度更大。现在杨雄市长把这个事情交给浦东了,我们希望解决多头管理、与国际接轨、执法力量分散和缺乏的问题。


让到农村去的老师和医生工资高一点


日报:你之前一直主抓医改,现在浦东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还会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内容?


沈晓明:对浦东来说,医疗卫生和教育体制改革要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紧密结合起来,今年我们要抓的一件事,就是要均衡配置城乡医生、教师资源,主要是完善促进城乡交流的制度安排和市场导向的激励保障机制,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发展。


现在城乡的差别主要就差在读书和看病,应该说我们的“硬件”不差,差就差在“软件”上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一批高水平的老师、医生安心地待在农村,为农民服务,这是我们今年要着力解决的事情,这件事情解决了,城乡一体化就向前走了一大步。现在很多动迁房空得还蛮多,为什么城里的人不愿意过去,就是觉得那里的教学水平、医疗水平不够好。


我们今年想个办法,也是市场化的办法,在价格机制、薪酬制度上做文章。其实就是让到农村去的老师和医生工资高一点,高到一定程度人家就愿意去了嘛。现在的政策还不允许这么做,因为是事业单位,工资是划一的。拿社区卫生中心来说,虽然名义上是一样的,但事实上市中心的比郊区的工资还高一点,这样谁愿意到郊区去呢?


今年我们要突破这样一个政策障碍,说到底就一条政策,就是争取教育卫生经费里面的工资总额能提高一点比例。市里面也支持这样的事情。


这样做,应该是能起到效果的。比如说一对小夫妻大学毕业,如果我们提高一点工资待遇,使他们每人有个15万/年的收入,俩人加起来30万。这样他们就会权衡,是留在市区还是去郊区。留在市区,充其量也只能买得起一个小房子。去郊区,房子就会大不少,如果我们在房子上再搞点政策,像临港的双限房,他们在农村地区就会更安心。实际上交通也方便,从我们的农村地区开车到陆家嘴(行情,问诊)也就是三四十分钟的事儿。


试验不一定样样都成功


日报:改革事项很多,我们可以期待浦东在多久的将来,有一个什么样的面貌?


沈晓明:改革事项确实很多,还有陆家嘴金融城的管理体制、科技金融创新机制、开发区与开发主体、街镇的协调机制、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、促进农民增收的机制,这些我们都希望有所突破,一年一结账,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顾下刚才说的哪些做成功了,哪些没有做成功,再展望下2015年我们想做什么。


我们不一定能在一年内做出多大的文章,但每年必须搞成几件事儿。老实说如果再制造让浦东首先突破,在产业转型上就是不得了的事情。


我们搞的都是试验,不一定样样都成功。有人跟我讲,你们浦东做的有些事情很有意义但恐怕做不成功。我说没关系,我们是试验,但是如果这些试验能够成功,那就是很大的成果;如果不成功,其他地方也会少走些弯路。浦东在改革上就是要有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气度和胸襟。



 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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